從新審視元(朝)、明(朝)易代:
為什麼明初士大夫思念異族的蒙元,而不愛漢人的大明?
作者=尹敏志
來源=2016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1952年4月,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不久的錢穆,應朱家驊之邀赴臺北演講,結果途中演講廳樓頂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腦部,幾乎當場死亡。搶救過來後,錢穆在台中住院,養病間隙,開始讀元明之際士大夫文集,結果卻驚訝地發現:“明初諸人,皆不忘元廷,無意出仕。”不要說鄭玉、葉子奇、楊維幀這些邊緣知識份子了,即使是宋濂、劉基等位高權重的明朝開國功臣,在私下裡也經常流露出輕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時群士心情,實有為後代人所難於想像者。”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於民族主義者錢穆而言,反對胡元和反對蘇俄一樣,對於漢人來說本該是天經地義的。雖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殘暴,不吝酷刑,但他畢竟趕走了蒙古人,從此“乾坤洗滌,天地清明”,這些漢人士大夫為何不識“尊王攘夷”之大義,反而以蒙元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錢賓四試圖強為之解,說這是因為當時的漢人士大夫已經居於異族統治下幾十年,難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狹,意氣不免日縮,乃以為斯文所在,即道統所在。”
錢穆:
凡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後皆不免被漢化——這種觀點,幾乎被所有民國學者所認同,其影響延續至今。只是偶爾有呂思勉等人發出微弱的聲音,指出南北朝之後,北方民族的自覺性明顯加強,拒絕被徹底漢化,主張保持民族本位。與中國學者大唱反調、消解“大一統”論的,是日本的東洋史學者,尤其東京帝國大學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們強調的是遊牧文明壓倒農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國歷史中被長期貶抑、忽略的“內亞性”。與最近圍繞“新清史”的爭議一樣,當年中日兩國學者的論戰,動機也頗為複雜,摻雜了學術分歧與政治影射。抗日戰爭時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辯“滿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國”,可謂這場論戰的巔峰。
1952年出生的衫山正明,雖然是京都大學的著名蒙元史學者,卻似乎更多地繼承了東京學派的衣缽。新書《蒙古帝國的興亡》上下兩冊,就是這樣一部大東亞視角的蒙元史。作者認為,以1303-1304年海都之死為界,“蒙古東西一片和諧。歐亞大陸以再次得以統一的蒙古為中心,呈現出舒適祥和之態度。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遼闊和平之地,在這裡鋪展開來。”這種論述,明顯與民國學者所描述的野蠻、落後、腐敗的“胡元”大相徑庭。但如果按照衫山的觀點,那元明之際士人對元朝的懷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絕非如錢穆所說“不可思議之尤”,大漢族視角和大東亞視角,到底哪種更符合事實呢?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衫山正明的論述。在收入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的《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裡,衫山曾指出,自從蒙古以多部族統一的“兀露絲”形態出現之時起,“它就已經基本上是現成的國家了,而且是組織極善的軍事權力體。”換句話說,與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鶻,以及後期的遼、金、西夏等北方遊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國的成功不單是靠武力,還是“兀露絲”(ulus)這一制度創新。
“兀露絲”制度有點像聯邦國家體系,只不過它適應的是北方民族那種居無定所、隨聚隨散的遊牧生活方式。與中華帝國圈層形的差序朝貢體系不同,“兀露絲”沒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資如水銀一般跟隨戰爭流動。除了要效忠一個共主,聽從其軍事指揮以外,各個“兀露絲”地位平等,互不統屬,宗教信仰與內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許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狀態存在,乃是蒙古人的共識,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後,外蒙古宣佈獨立時,還將“中華民國”稱為“中華人民兀露絲”(Dumdadu Arad ULus),猶見傳統的烙印。
杉山正明:
“蒙古”一詞最早的意思其實是“淳樸、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邊有金、西夏、高昌、葛邏祿等強敵環伺,“這些鄰人既擁有知識和經驗,又掌握著豐富的資訊並建立了良好的組織。其策略、騙術以及操縱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塵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廣泛吸納各族人才。所以後來“大蒙古國”真正的意思,並不是指“由蒙古人組成的國家”,而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由多個兀露絲組成。”
相應的,蒙古軍隊中除了來自塔塔爾、欽查、康裡等部的蒙古騎兵之外,也有契丹的遊牧軍團,做後勤的畏兀兒人,以及從各地搜刮來的,擔任築城及運輸任務的“哈撒兒”。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還有水軍。蕭啟慶在其著名論文《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裡就曾指出:“在滅金、西征過程中,隨著征戰地理條件的變化,蒙古人不斷吸收各民族的資源與人力,形成一支以騎兵為核心而兼擁步、工、炮等軍種的複合大軍,而水軍則是適應對宋作戰需求而成長的軍種。”
蒙古軍隊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它對平民的大屠殺。對於這點,衫山正明特意為之做了辯護,指出蒙古聯軍在西征到中亞一帶時,忽然開始了數以百萬計的大屠殺,那是因為“在伊斯蘭的史書中,數字表記多用一位元數或兩位數,本身帶有估計的性質”,其實這些地區的人口加起來也沒那麼多,所以資料本身並不可信。而且在尚武的蒙古人的觀念裡,在記敘戰爭時盡可能地誇大殺戮數字,是為了彰顯軍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確進行過破壞和殺戮,但並不是人們之前所說的那樣窮凶極惡。”
忽必烈:
衫山所提到的“伊斯蘭的史書”,指的是14世紀初,伊爾汗國(位於今天的伊朗)宰相拉施特主持編纂的《史集》。但細讀此書,就會發現蒙古人“對平民的大屠殺”並非發生在其劍指西亞之後,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頻繁。比如突厥部落曾擊敗蒙古人的祖先,“對他們進行了大屠殺,使他們只剩下兩男兩女”,他們躲進人跡罕至的深山,才僥倖延續血脈。而成吉思汗在打敗塔塔兒之後,也下令“在紮撒規定的限度內,一個活的也不留,婦女和幼兒也要殺掉,孕婦剖腹,為的是將他們消滅乾淨。”
每逢大戰之後,必進行斬草除根式的血洗,這是遊牧民族間為爭奪生存空間的常見舉動,並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於,各個遊牧部落間,生產方式其實基本類似,相互間沒有互補功能,若不能納入“兀露絲”,則存之無益。反而是南方農耕區,有牧區生產不了的茶葉、絲綢、金銀器等物品,需要開榷場以互通有無。所以蒙古在伊斯蘭地區的大屠殺,只是延續了遊牧傳統,他們後來意識到多留被征服地區的活口以徵收賦役,好處似乎更多,於是減少屠城,這其實才是真正的“突變”。
撒馬爾罕城:
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這種轉變最終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軍在巴勒斯坦地區與埃及馬木留克王朝交手,結果以後者的壓倒性的勝利告終。蒙古軍隊不敗的神話被打破,引發連鎖效應,顯示其對外擴張已經到達了其極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勢力的阿裡不哥,和代表東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間爆發汗位之爭,總共持續了四年。在決定國家“往東”還是“向西”的路線和權力雙重鬥爭中,忽必烈最終獲勝,全賴背後富庶的漢人補給基地。衫山考證後認為,1260-1264年間,其實蒙古帝國上下都視阿裡不哥為大汗,只是元朝建國後,相關材料被系統性地刪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奪得蒙古大權時,其實已經是50歲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們:“這之中所包含的意義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裡,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領導能力和判斷能力治理這個國家,“用令人難以想像的扎實與罕見的計劃性,和他的智囊們一起一步步實現了構想規劃的國家藍圖。”在忽必烈把權力中樞從蒙古高原偏向東方後,元帝國的形態也隨之悄然發生改變。
但這種變化,並不是“漢化”兩字能夠解釋的,因為元朝還有成為海洋大國的抱負,這是之前的漢人王朝所沒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隻從元大都的內港出發,可以直達東海、黃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遠征日本,雖然最終以慘敗告終,但征高麗的海戰卻獲得了勝利;除此之外,元朝還鼓勵與東南亞地區的通商貿易。與這些積極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擺出的是被動的姿態,南宋的海洋活動始終是依存於民間行動的”,更不要說長期實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國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蒙古西征: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衫山才把明朝稱為元朝“極不合格的繼承者”,“忽必烈時期之後的很多遺產,都毀在了大明帝國手裡”。最顯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縮,明朝其實從沒有徹底推翻元朝,只是將其趕回北方而已,結果就是後來蒙古殘餘勢力一直威脅著明朝,亞洲東部陷入“南北朝對立”的分裂狀態中。而在海洋層面,除了永樂朝短暫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導致東西力量逆轉,為19世紀西方侵略東亞埋下了伏筆。
由於“兀露絲”制度的影響,元朝在中國南方實行某種程度的“無為而治”,就連錢穆也不得不承認,像倪雲林這樣的漢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還是頗為自由的。但明初卻是一個通過國家強制力對社會進行重組的時代,包括基層“裡甲制”的建立,民籍軍籍匠籍的劃分,對於文化人的噤聲和殺戮,都導致明初與元末相較,很多方面出現了倒退現象,萬馬齊喑,“整個社會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仿佛是為了反駁錢穆,衫山正明認為大明帝國,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類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黑暗帝國”,難怪士人會懷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間地獄的人,“只能說受到‘中華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 對中國的這種自大觀念做最系統剖析的,是京都大學教授那波利貞1936年出版的《中華思想》。“中華思想”說認為,北魏、遼、金、元、清五個王朝統治的年代,加起來相當於中國歷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華”從來斷裂的而不是連續的。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為什麼不能接受日本的統治呢?
所以錢穆、傅斯年的觀點,其偏頗當然不容否認;但衫山正明這本讀上去給人不少新啟發的《蒙古帝國的興亡》,也不自覺地繼承了日本二戰前的某些危險觀念。衫山此書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過於強調國家權力的作用,其實到了明中後期,很多社會力量的發展,早已溢出了國家劃定框架之外,中西勢力的消長,也並非單個因素能夠解釋,更何況有滿清入關的干擾?元明之際的斷裂與延續,是史學界至今聚訟的問題,衫山的觀點,最終還是一家之言。
04/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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