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r精神與大學的僵屍制度 (1)

Maker精神與大學的僵屍制度 (1)

作者-

彭明輝，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曾獲中國畫學會藝術理論金爵獎與帝門文教基金會藝術評論獎，並擔任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主任。1995年創辦新竹文化協會，歷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生命教育學會常務理事。著有《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彭明輝談困境與抉擇》、《2020台灣的危機與挑戰》、《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彭明輝談現實與理想》等。

「Maker」的精神是開創與突破，如果跟各種社會改革運動相結合，還可以產生更豐富的精神與面貌。但是在國科會獎勵與教授升等制度下，各大學早已成為扼殺師生創意的元兇，甚至是毫無理想的殭屍。如果制度不改，想要期待台灣的大學引領Maker的發展，無異於緣木求魚。

扼殺創意的制度，如何培養創客

如果要把Maker的精神追溯到MIT的Media Lab，那麼它最寶貴的精神應該是跨越一切既有的疆界與藩籬，追求革命性的突破，開創社會的新局。

MIT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創立於1985年，過去35年來都隸屬於建築與都計學院，但是它的研究題目卻一直都是建築、都計與理工學院都不會教，不會研究，甚至不曾想過的課題。這個單位的創立，是因為認定數位科技將誘使（迫使）藝術與建築跨越既有疆界，也將會改變各種專業領域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因此它從一開始就從最廣義的方式理解「媒體」這個字，不但包含過去的所有可能，更聚焦在未來的發展。所以，它一開始就在制度設計上跟徹底MIT的所有傳統徹底脫節，它有獨立的招生、聘任師資制度，以及經費來源；它的定位也迥異於過去，以設計導向的發明取代分析導向的學術研究，以解決未來社會的問題取代論文發表，既不受任何學術傳統的框限，又遙遙領先所有的學術領域。

這種精神反映在它的九大 principles：譬如，實踐優於理論、寧要風險不要安全、宏觀的系統性思考而非見樹不見林（Systems over objects）、不順從任何既有規則（disobedience over compliance）、突破勝於權威（emergence over authority）、自我學習重於接受教育（learning over education）等。

擺脫了制度與窠臼的束縛後，它才能專注於革命性的突破（the next big thing），而非枝節瑣碎的發現。

然而，國科會獎勵制度與大學的升等制度早已是扼殺教師創意的元兇：每篇國外SCI（SSCI）論文計分兩點，一篇國內TSCI（TSSCI）論文計一點，國外頂尖國際會議論文計一點，國內會議論文計0.5點，國外頂尖大學演講一次0.5點，國內五大名校演講一次0.2點，國內一般大學演講一次0.1點等，族繁不及備載。

這種只在乎形式而不在乎內涵的刻板計分制度，只適合在1970年代用以計算代工聖誕燈泡的工錢，連用來評鑑公務員都嫌刻板與扼殺創意。這種制度對大學教授的思想束縛，還遠遠超過科舉時代──策論起碼還是針對重大時弊與國家興革而寫，需要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和過人的洞見；今天的大學教授卻被迫研究與社會無關的課題，無病呻吟地發表連自己也不關心的論文。

至於學生，更是只有被體制填鴨、犧牲的份：教授把心思和資源都用來做與社會無關的研究和出論文，以便加薪、升等、升官；那些傻傻地想要教學生創意的老師，不但得不到任何好處，還可能會在六年條款下被解聘，生計不保。在這種制度下，大學生想在學校裡學創意，簡直是異想天開。

在這種制度下，大學哪能有什麼創意的空間？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頂尖大學的校長認為不宜，也沒有任何一個教育部長或國科會主委認為不宜。

更惡劣的是，各大學紛紛設立「創業中心」、e-school，辦「maker fair」，卻沒有編列足額的專職教師和經費，簡直就是存心欺騙媒體和學生的空頭單位。如果教育部、科技部和各大學校長繼續這樣地「上下交相（賊）」，不以欺騙媒體和學生為恥，總有一天大學的「知識經濟」會變成「神棍經濟」。

12/07/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