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戰運動的啟示-
(當社運與政黨走得太接近)
在近年來台灣重大的社運事件中,政黨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經常受到關注。從去年的太陽花運動到今年的反課綱調整,受到挑戰的國民黨常用的反制手段即是宣稱這些抗議運動是民進黨所背後指使的。彷彿只要沾染上一點政黨色彩,無論抗爭的訴求再怎麼合情合理,這樣的指控就足於摧毀整個運動的正當性。
與此相關,在晚近台灣流行的「公民運動」論述似乎也有這樣的期待,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最好是白紙一張的「政治素人」,而且還要展現出不藍不綠的姿態,例如在批評執政的國民黨時,也不要忘了順便罵一罵在野的民進黨。
在現實情況下,運動者或許抱持著「政黨中立」的信念,但是在實際過程中,卻不可能不與政黨打交道,畢竟在民主政治中,真正掌握權力是政治人物及其政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激烈的政黨競爭下,一旦某項社運議題浮現成為公眾關注焦點,也有可能吸引政治人物的主動介入,無論其意圖為何。簡而言之,社運要真實現其目標,就得要靠近權力,影響政治人物;但是如果一不小心走得太近,那麼他們就很容易被政黨吞噬,反而更不容易落實其主張。
在今年,美國密西根大學的Michael T. Heaney教授與印第安納大學Fabio Rojas教授合著出版了《街頭上的政黨》(Party in the Street)一書,深刻地紀錄了晚近美國反戰運動與民主黨之間愛恨交加的關係,十分值得借鏡。
在911事件之後,共和黨的小布希政府發動了兩場影響深遠的戰爭,在2001年10年入侵阿富汗,在2003年3月攻擊伊拉克。在震驚全球的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獲得舉世同情,以懲兇名義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顯得師出有名,反戰的訴求不容易被接納。但是等到小布希政府利用各種荒唐的指控,例如伊拉克已經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且窩藏恐怖份子,反戰運動的風潮開始蔓延,逐漸獲得了在野的民主黨之支持。
隨著兩場西亞戰事陷入膠著,越來越多美國士兵陣亡,民主黨甚至將反戰視為其勝選的主打訴求。在2004年的民主黨黨代表大會上,一位年僅43歲的伊利諾州議員應邀發表主題演講,他即是四年後當選美國總統的歐巴馬。除了其個人的領袖魅力與機智口才以外,歐巴馬之所在政壇迅速崛,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在2002年就投身於反戰運動,遠早於民主黨和整體美國民意的轉向。
《街頭上的政黨》指出,美國反戰運動在2006年達到高潮,那時的民主黨在期中選舉中大獲全勝,掌獲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好戰的小布希政府看似已經成為跛鴨。等到2008年政黨輪替之後,歐巴馬入主白宮,接下來的反戰運動則是喪失了原先的動能。奇特的是反戰的民主黨勝選,並沒有結束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
歐巴馬的確實現了其競爭承諾,逐步減少並且完全撤出伊拉克的駐軍,但是卻也同時以「提升」(surge)的名義,增加了在阿富汗執勤的士兵。結果在最高峰時期,美國在海外征戰士兵數目並沒有少於小布希時代。再且,歐巴馬授權更廣泛的無人攻擊機(drone)之使用,結果導致許多無謂的平民傷亡,這也是反戰人士所極力抨擊的。如此一來,美國民主黨乘著反戰風潮重新取得執政,但是反戰運動卻沒有能如願實現其目標。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情事?Heaney與Rojas指出其中的若干關鍵。首先,相對於運動訴求,政黨認同還是一股比較強大的力量。反對運動之所以聲勢浩大,是因為動員了原先不反戰的民主黨支持者,也因此,一旦兩者出現了分歧了,也就是說當民主黨打敗了共和黨,大部分的民主黨選民認為這樣就夠了,而不必再堅持反戰的立場。其次,反對人士過於將批評的訴求放在小布希與其好戰的新保守主義黨羽,如此一來,反戰訴求淪為了反對「小布希的戰爭」,彷彿只要他們下台了,問題就獲得解決了。
最後,反戰運動原先的主力是來自於和平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等少數激進派。等到反戰訴求成為主流,一些親民主黨草根團體(例如前進(MoveOn)也紛紛加入);然而,隨著的民主黨取得執政,這些團體就將焦點移轉至其他目標,因此使得反戰運動的基層群眾退縮至原先的少數激進派。
美國反戰運動呈現出戲劇化起落,很有大原因是來自於其特別的政治體制。在根深柢固的兩黨制下,第三政黨往往不容許取得立足空間,因此,要影響政治權力的社運通常採取「政黨之內」,而不是「政黨之外」的策略。美國的反墮胎運動之於共和黨,就如同民權運動、工會運動、婦女運動之於民主黨,幾乎都是依循著相同的動員邏輯。再且於由於選舉費用昂貴,候選人高度依賴政治獻金,而且政黨初選的投票率低,容易受到特定群體操作,因此更有助於社運取得政黨之內的影響力。
近年來崛起的茶黨運動即是明顯的例子,這個以反稅、反健保為訴求的右翼運動幾乎成功地綁架了共和黨,使得許多溫和派的候選人根本無法通過初選的考驗,實際上促成了共和黨進一步向右傾斜。相對於此,歐陸國家廣泛採用的比例代表制,就容許更多小黨生存的空間,社運人士較有可能以直接參選,與主流政黨競爭,而不是採取「政黨之內」的策略。
在台灣,既有的政黨體制並不是那麼容許社運採取「政黨之內」的策略。舉個明顯的例子,國民兩黨在接下來的2016年大選中,不約而同都採取了「全民調」來決定其區域立委候選人,因此完全排除了黨員的參與。儘管如此,一旦社運與政黨走得走太接近,所可能導致的負面後果將會是非常類似的,無論是美國亦或是台灣。
作者: 何明修
08/25/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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