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0, 2020

復旦大学的創立人

 你知道中國復旦大学的創立人?

吠了一百年的老狗,為中華之奮起呐喊!


                                               
上海復旦大学創立人馬相伯


假想一下,人生11歲時,應該是什麼樣子?可能是捧著iPad看劇,也可能跟著父母出了幾趟遠門。 

但167年前的晚清,11歲的江蘇丹陽少年馬相伯,一身意氣地走進風中,他想見識這個廣闊的世界,獨自向兩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上海出發了。 他一頭鑽進上海徐匯一所教會學校,苦學法語、拉丁語、希臘語等七國語言,同時攻讀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 他是中國那個時代第一個能夠熟練運用7國語言的人才。 

到了1870年,當年那個獨自出門的少年,已被授予神學博士。那年,他整30歲,已入而立之年,一肚子的學問,卻無處施展。 馬相伯本想獻身教會,可外國人氣勢凜人,經常欺負中國人,在無比失落和悲憫之中,36歲的馬相伯一怒之下,決定出走。 既然不能在教會施展學問,實現抱負,那就索性從政。

1876年,馬相伯敲開了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大門。 憑藉熟練7國語言,馬相伯追隨李鴻章,擔任助手和翻譯。可晚清大廈將傾,馬相伯縱有百般學問又能如何呢,能做的也不過是跟著李鴻章簽訂一個個「喪權辱國”的協約」。 在談判桌上,馬相伯縱然用盡全力,代表國家唇槍舌劍,來回斡旋。可回國之後,等待他的是鋪天蓋地的「賣國賊」討伐聲,所到之處,全部冷眼。就連自己的母親,也不能理解兒子,甚至和外人常說:「我不曾生過馬相伯這樣的兒子。」”在臨終之前,馬相伯想陪在母親病榻旁,多盡孝道,可母親拒絕見他。直到去世,也不肯和兒子說一句話,而母親葬禮上,馬相伯大哭不止。 他有一肚子委屈,這一生,他全部的努力和抱負沒有得到一點肯定。

那年是1900年,馬相伯60歲。 母親去世之後,他極度悲憤與失望,人生也已入晚年,這一生終歸一事無成,揮盡無窮血淚,轉眼不過空夢。 馬相伯從此掛冠而去,終生遠離政治。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距離死亡不遠了,與其一事無成,不如此生落下白茫茫一片真乾淨,塵歸於塵,土歸於土,赤裸裸地來,赤裸裸地去。 馬相伯從家中拿出地契,將三千畝田產全部捐出。並立下字據,「自獻之後,永無反悔」。捐完之後,他身無分文,轉身走進上海土山灣孤兒院。 剩下的日子,就安靜地等待自己人生的夜幕降臨。



回首這一生,他有少年求學時的意氣,有治國無門時的失望,有母親死不閉眼的痛楚,也有白茫茫一片的灑脫。 馬相伯原以為,這就是自己的人生。殊不知,他悲愴的人生這才剛剛開始。1901年秋天,33歲的蔡元培到上海擔任南洋公學總教習,他來找馬相伯學習拉丁語,馬相伯並沒拒絕,可蔡元培一來,來學習的學生卻越來越多。 來的學生越多,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點燃。「何不辦一所學校,讓中國的孩子們有書讀?」在耶穌會的支持下,馬相伯辦了震旦學院。大學問家梁啟超聽說馬相伯出山辦學,激動之情溢於言表,他在賀文寫道: 「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不經意間,馬相伯辦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學校。雖是如此,可馬相伯老人並無雜念,只要有才華、愛學習的學生,都收入門下,盡心盡力教育知識。1904年,于右任還是一個文學小青年,中了秀才,在家寫嘲諷清政府的“反詩”《半哭半笑樓詩草》。被一路通緝,只好避難上海。走投無路時,他來找馬相伯老人,老人愛才,一見于右任,對他說:“今天你就可以入學震旦,我免收你的學費、膳費和宿費。” 只這一句,于右任就熱淚盈眶。他從未想過,自己一個朝廷通緝犯,馬校長也敢收!在震旦大學期間,于右任化名“劉學裕”讀書。幾個月後,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辦公室,鄭重地對他說:“我知道你過去教過幾年書,現在你的學識足以做我的教學助手。從明天開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師了!” 

可震旦學院成立兩年後,投資方耶穌會只想教育傳教士,而馬相伯卻希望教育出能對國家有用之人。 兩方俱不相讓,耶穌會一怒之下,解散學院。對馬相伯老人更是百般驅逐,甚至找人將老人架到醫院,讓他 “無病而入病院”。 老人被架走後,學生們就再也無書可讀了。學生們紛紛表態:“我們誓死和馬校長站在一起,可以無震旦,不可無校長……” 于右任帶著同學們找到馬相伯,在醫院,大家一見到老人,就齊齊全部跪下了:校長,我們沒書可讀了。” 聽到這句話,老人哭了,偌大的中國竟然擺不下一張小小的課桌。 為了讓孩子們有書可讀,上海街頭,常常能看到一個65歲的老人,一個人拄著拐杖,顫顫巍巍地東奔西走,到處遊說籌集款項。“國家再窮,可學生們總該有書讀啊!

                                                          今日的复旦

”1905年中秋節,老人終於得到了社會的支持,在吳淞廢棄的提督衙門,破破爛爛的屋舍裏,一個老人,一百多個學生,沒有桌子、沒有椅子,只有一塊黑板,這就是現在名校復旦大學的前身復旦公學。 開學那天,300多名學生從各地趕來,甚至有學生坐火車從蘇州趕來,又走了一夜的路才來到學校。 馬相伯擔任復旦公學第一任校長,就是這樣簡陋的教學環境,卻培養出了: 中國著名的氣象學家竺可楨、民國藝術大師李叔同、國學大師陳寅恪、著名數學家胡敦複、中國第一任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等。而今日復旦大學,優秀畢業生更是數不勝數,他們在各個領域都有傑出貢獻。但今日中國,知“馬相伯”有幾人?就算是今日復旦大學的學生,又有幾人知道100多年前,一個65歲的老人,曾排除萬難,憑一己之力創辦學校。 從那時開始,只要說到讓孩子讀書,馬相伯老人就辦學“上癮”。像割肉飼虎的佛陀,可以拖著年邁的身體粉身碎骨。一生中,馬相伯用一己之力辦了復旦大學、輔仁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培根女校,啟明女子中學。 

                                                            今日之復旦

1917年,當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長時,在中國掀起教育改革時,首先邀請恩師馬相伯老人北上,老人對蔡元培說:“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 馬相伯老人所言,便是現代教育的全部意義,他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教育的普世價值,提出現代教育的平等、奮發和進取,思想和自由。 誰也未曾想到,這個現代教育的踐行者竟然是一位在60歲時,曾一度決定放棄人生追尋的失落老人。在治國無門的失望中,在母親死不閉眼的痛楚中,用佛陀般才有的獻身精神,重新出發,並影響蔡元培、陶行知、梅貽琦等大教育家。

1937年,上海淪陷,馬相伯老人97歲,人到了97歲,按道理應該不再出門,因為生命隨時都會中止,甚至會暴死街頭,最後能不能留個全屍都不知道。 可上海已經淪陷,中華大地全在戰火之中。不當亡國奴,就只能一路逃難。97歲的馬相伯老人,被家人帶著,像個老狗一樣,氣喘吁吁地四處逃亡。 從上海跑到武漢,從武漢跑到重慶,重慶常年遭到空襲,又跑到相對安全的雲南,當雲南也被空襲時。 家人又帶著這條老狗,竟然一路跑到了越南諒山。 


                                                             
蔡元培

1939年4月的一天,老人病了,他躺在病床上,虛弱不堪地問家人:“我們到哪里了?這裏是中國嗎?”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鄉,要死也想死在中國的版圖上,可戰亂的中國,哪里還有一塊可以埋葬全屍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騙他: “現在我們已到達滇黔交界處了,回來了。”聽到這句話,馬相伯長歎口氣。 

這一年,馬相伯老人99歲,按中國人的傳統,99歲已是罕見的高齡。這一年,雖是戰亂年代,復旦的老師和十幾位學生依然前來為他過百歲大壽。老人示意將祝壽金拿出,全部捐給前線抗戰傷兵和難民。《國際新聞》主編胡愈之去採訪他,面對烽煙四起,國破山河的中國,老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生活了整整一百年,也見證了這個國家民不聊生的一百年。辦教育如同學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內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聲:“我是一條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年底的一天,馬相伯叫來孫女馬玉章。一看到孫女的臉,老人就哽咽了,他問馬玉章:“爺爺沒有給你留下一分錢,連你自己的錢也沒有留給你……”說完這句,老人泣不成聲。停了一會兒後,馬相伯又開口:“你……你恨爺爺不恨?”

                                                                   梅貽琦

早在1914年,馬玉章只有6個月大時,馬相伯的兒子馬君遠病逝。于右任、邵力子等學生籌錢找到馬相伯:“先生,玉章還小,這一萬塊錢,用來資助她日後的生活費和教育費吧。” 拿到這筆錢,馬相伯轉身就去創辦了啟明女子中學,沒有給孫女留下一分錢。 對孫女的這份愧疚,馬相伯一生深埋在心,這麼多年來,他一直不敢說出口。11月4日晚,病床上的老人連日水米不進,在聽到家人說到湘北大捷時,突然掙扎著坐起來,連呼幾聲“消息!消息!”後,沉沉倒下,合上雙眼。臨終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並未死在祖國,而是客死異國他鄉。 


                                                             胡适/錢思亮/梅貽琦

馬相伯活了一百歲,親歷晚清、民國、抗日三個時期,浮沉百年離亂,見證了無數個當政者的中國,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每走一步,人生都是負重而行。

歷史在他身上鞭打出深深的傷口,他卻像老狗一般喘息著辦教育,育國人,叫了一百年,也見證了中國的一百年……...

09/20/20

Saturday, September 19, 2020

1990-1999,年台灣發生很多的事

 1990-1999,年台灣發生很多的事與変化,簡列如下, 請大家觀賞回味............


 https://youtu.be/7uQBBnG8GaQ


09/19/2020


Friday, September 18, 2020

Thursday, September 17, 2020

百年來欧洲城市今昔之对比

 百年來欧洲城市今昔之对比



https://kknews.cc/culture/rrxvz84.html


09/17/20

Wednesday, September 16, 2020

築夢,逐夢 (dream chasing)

築夢,逐夢!-李安的故事

1978年,

當我準備報考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戲劇电影系時,

我的父親十分反感,他给我列了一份資料:

在美國百老匯,每年只有兩百個角色,

但却有五萬人要同時爭奪這少得可憐的角色。

當時我一意孤行,決意登上了去美國的班機,

父親和我的關係從此惡化,近二十年之久與我說的話不超過一百句。

但是,等我幾年後,從电影學院畢業,

我终於明白了父親的苦心與擔憂。

美國电影界,一個没有任何背景的華人要想混出名堂來,談何容易。

從1983年起,我經歷了六年的漫长而無望的等待,大多數時候都是幫劇组看看器材、做點剪輯助理、劇務之類的雜事。

最痛苦的經歷是,曾經拿著一份劇本,

兩個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對别人的白眼和拒絕。

那時候,我已經將近三十歲了。

古人說:三十而立。而我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自立,怎麼辦?

繼續等待,還是就此放棄心中的电影夢?這時,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時的鼓勵。

妻子是我的大學同學,但她是學生物學的,畢業後,在當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員,薪水少得可憐。

那時候,我們已有了大兒子李涵,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

我每天除了在家裡讀書、看电影、寫劇本外,

還包攬了所有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將家裡收拾乾淨。

還記得那時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飯後,

我就和兒子坐在門口,一邊講故事给他聽,一邊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生活費)回家”。

這樣的生活對一個男人來說,是很傷自尊心的。

有段時間,岳父母拿給妻子一筆錢,

好讓我去開個中餐館,也好養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錢還给了老人家。

我知道了這件事後,轉轉反侧想了好幾個晚上,

终於下定決心:也許這輩子电影夢都離我太遠了,

還是面對現實罷.......................

我去了社區大學,看了半天,最後心酸地報了一門電腦課程。

在那個生活壓倒一切的年代裡,似乎只有電腦課,可以在最短時間内讓我有一技之長了。

那幾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發現了我的反常,

细心的她發現了我包里的課程表。

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說話。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車了,

突然,她站在台階下,轉過身來,一字一句地告訴我:

“安,要記得你心裡的夢想!”

那一刻,我心裡像突然起了一陣風,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裡的夢想,

像那個早晨的陽光,一直射進心底。

妻子上車走了,我拿出包裡的課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進了門口的垃圾桶。

後來,我的劇本終於得到基金會的贊助,我開始自己拿起了攝影機,

再到後來,一些电影開始在國際上獲獎。

這時候,妻子重提舊事,她告訴我:

“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項長處就足够了,

你的長處就是拍电影。學電腦的人那麼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

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證心裡有夢。”

如今,我终於拿到了小金人。

我覺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终於得到了回報,

同時,也讓我更加堅定,一定要在电影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

因為,我心裡永遠有一個關於电影的夢。


(作者:李安)

Monday, September 14, 2020

An open letter to Chinese citizens and friends

 An open letter to Chinese citizens and friends of China at home and abroad 

(給國內外中國公民和中國友人的公開信)

The current global crisis has been caused by the regime so many of you have been tolerating or supporting for decades.

當前的全球危機是許多人數十年來一直容忍或支持的政權引起的。

On 2 April 2020 a group of one hundred Chinese establishment scholars wrote an open letter decrying the 「many critical voices politiciz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y stated that (at) this stage of the pandemic, the exact source and origin of COVID-19 remain undetermined, but these questions are unimportant and finger pointing is demeaning and hurtful to everyone”. They also argued against what they alleged is the politicizing of the epidemic.

2020年4月2日,一百位中國官方學者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們譴責許多批評聲音使COVID-19大流行病政治化”。 他們說:「在大流行病的這一階段,COVID-19的確切來源仍未確定,但是這些問題並不重要,指責使所有人貶低並傷害所有人」。他們也反對所謂的流行病政治化。

The open letter exemplifies what th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fessor Xu Zhangrun has called the “ridiculous ‘Red Culture’ and the nauseating adulation that the system heaps on itself via shameless pro-Party hacks who chirrup hosannahs at every turn”.

公開信體現了獨立知識份子許章潤教授所說的「(至於舉國信心下跌、產權恐懼、政學憤懣、社會萎縮、文化出版蕭條,惟剩狗屁紅歌紅劇),以及無恥文痞歌功頌德之肉麻兮兮,早成事實。」

Professor Xu—now under house arrest—has called on his compatriots to stop their uncritical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instead to “rage against this injustice; let your lives burn with a flame of decency; break through the stultifying darkness and welcome the dawn”.

現在被軟禁的許教授號召同胞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無條件的支持。他呼籲同胞們「人人向不義咆哮,個個為正義將生命怒燃,刺破夜瘴迎接黎明,齊齊用力、用心、用命,擁抱那終將降臨這片大地的自由的太陽!」。

While the exact source and spread of the virus are not clear yet the question of origin is highly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for all humankind: only by understanding how this global disaster could emerge we can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儘管我們尚不清楚該病毒的確切來源和初始傳播,但起源問題仍然非常重要,對於中國人民和全人類來說:只有瞭解這種全球性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才能防止它再次發生。

The roots of the pandemic are in a cover-up by CCP authorities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CP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first downplayed the pandemic. Taiwanese health officials also allege that they ignored their alerts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n late December.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CP, democratic Taiwan—which has coped with the pandemic in exemplary fashion—is excluded from the WHO.

大流行病的問題根源在於中共當局對於疫情剛在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時的隱瞞。 在中共的影響下,世界衛生組織(WHO)剛開始淡化了這次疫情的嚴重性。據臺灣衛生專家的說法,WHO忽略其2019年12月底發出關於病毒人傳人的預警。雖然民主臺灣成功地防治病毒在臺灣的傳播,可是迫於中共壓力,臺灣被世界衛生組織排除在外。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China’s Chernobyl moment was a self-inflicted wound. The CCP silenced Chinese doctors who wanted to warn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outbreak: Dr Ai Fen can no longer appear in public after accepting a domestic media interview; her colleague Dr Li Wenliang died while fighting the virus in Wuhan. On his deathbed Dr Li famously said that “a healthy society shouldn’t have only one voice”.

我們永遠都不要忘記,中國的「車倫比時刻」是一個自我傷害的傷口。 中共壓制了中國醫生,他們想在疫情爆發初期警告其他衛生專業人員:艾芬醫生在接受國內一家媒體的採訪後就被禁聲了; 她的同事李文亮醫生在武漢與該病毒作鬥爭時死亡。 李醫生在臨終時曾留下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Ren Zhiqiang wrote that “without a media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by publishing the actual facts, the people’s lives are being ravaged by both the virus and the major illness of the system.” He disappeared on March 12.

中國企業家任志強寫道 「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他於3月12日失蹤。(目前正受審中)

The courageous citizen journalists Chen Qiushi, Fang Bin and Li Zehua, who tried to report freely about the situation in Wuhan, now are also missing.

勇敢的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因試圖自由報導武漢局勢至今下落不明。

Mainland China’s political malaise goes beyond the leadership failure of Xi Jinping. In a recent video message a young student called Zhang Wenbin reflected on his evolution from an uncritical CCP supporter to a critical citizen with a conscience: “Since I scaled the Great Firewall, I gradually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xtended its dragon claws in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including collective farming [1950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the Great Famine [1958-1961], the One-Child Policy, the Tiananmen massacre [1989], as well a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movement], and the peoples of Tibet, Hong Kong and Xinjiang…Yet everyone continues to turn a blind eye, singing the party’s praises. I just can’t bear it”. Zhang disappeared shortly after recording his message. His friends fear he will face interrogation and torture by the secret police.

中國內地的政治困境不僅僅是習近平領導的失敗,而且有其他因素。 在最近的一段視頻資訊中,一位元叫張文斌的大學生,反思了他從一個非批判的中共支持者,到一個有良知的具有批判性的中國公民的過程:「(自從我) 翻牆之後慢慢認清共產黨邪惡的嘴臉。中國共產黨從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饑荒、計劃生育、六四屠殺、對法輪功的迫害、對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天它已經將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還都視而不見,甚至還在歌功頌德,我實在無法忍受。」 張先生在記錄他的視頻後不久就消失了。 他的朋友擔心他會受到當局的訊問和酷刑。

The global pandemic forces us all to confront an inconvenient truth: by politicizing all aspects of life including people’s health, continued autocratic one-party ru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ndangered everyone. Rather than trusting the CCP’s intentions and accepting establishment academics’ uncritical approval of the party-state’s policies, we should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voices of what can be termed ‘unofficial’ China. These independent-minded academics, doctors, entrepreneurs, citizen journalists, public interest lawyers and young students no longer accept the CCP’s rule by fear. Neither should you.

全球大流行病迫使我們所有人面對一個不便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黨專制,統治繼續包括人民健康在內的生活各個方面政治化,從而危害了所有人。 我們不應該相信,中共的意圖,並接受官方學者對党國政策的不予批判的認可,而應該更加關注非官方中國的聲音。 這些思想獨立的學者、醫生、企業家、公民記者、公益律師和大學生不再接受中共以恐嚇為主的政治統治方式。 您也不應接受這樣的恐嚇。

As an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ublic figures, security policy analysts and China watchers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courageous and conscientious Chinese citizens including Xu Zhangrun, Ai Fen, Li Wenliang, Ren Zhiqiang, Chen Qiushi, Fang Bin, Li Zehua, Xu Zhiyong, and Zhang Wenbin, just to name a few of the real heroes and martyrs who risk their life and liberty for a free and open China. Their individual voices are already forming a chorus. They demand nothing less than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CP policies on the live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We urge you to join them.

作為公眾人士、安全政策研究者和中國觀察者國際團體的成員,我們與勇敢有良知的中國公民站在一起。在此僅列舉一些英雄:許章潤、艾芬、李文亮、任志強、陳秋實、方斌、李澤華、許志永和張文斌,他們為自由開放的中國,冒著生命和自由的危險。 他們各自的聲音已經匯成一首合唱曲。 他們呼籲重新批判性地評估中共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中國公民和全球各國公民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也敦促您加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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